＜前言＞
自從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行憲後第十任總統大選──亦即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二次公民直選總統在自由地區的台澎金馬順利舉行，台灣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完成了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更是近代華人社會中第一個在民主社會中以和平方式完成不同政黨間政權移轉的例子。然而，由於種種的原因，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八年下來，台灣社會內部被嚴重地撕裂，進而造成藍綠高度對立的情形；其任內爆發的三一九槍擊事件及層出不窮的貪腐弊案，更使得多數民意對民進黨執政徹底失望、憤恨，最終於今年三月舉行的第十二任總統選舉中，給了民進黨自民國七十五年創黨以來最大的打擊。如果不是陳水扁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實在太過墮落，馬英九也不可能囊括了將近六成的選票，甚至超越了民國八十五年第一次直選總統時李登輝所得到的支持。
只是，在人民寄予高度的期待下，馬英九與劉兆玄所組成的新政府，卻似乎無法立即地迴應民意的要求；經歷了八年的政治動盪，台灣的生機一時之間，亦好像還沒呈現出回升的態勢。因此，近來一種論調便在大陸的眾多網路論壇上甚囂塵上──中國人根本不適合走民主的道路。此種論調主要的立基點，就在於當前華人社會裡唯一真正實施民主的國家──目前退守於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她的民主，看似並不成功，甚至是相當混亂的。
筆者無意在此為台灣的民主是否成功進行辯護，因為事實上，台灣民主走到如今尚不能稱得上成功，是筆者及多數政治學者承認的。然而，它是否就能證明「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呢？答案明顯是否定的。首先，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一個重要的觀念：台灣的民主實踐，自民國七十六年蔣經國宣布解嚴起至今，才短短的二十一年餘幾個月，正好與筆者來到人世間的年歲幾乎相當，她不過還只是個「民主巨嬰」而已。西方的民主政治，從最初理論構想的萌芽，少說也經歷數百年的光陰，其純熟度自是今日在台灣的中國人難以相較。再者，我們還必須看台灣的民主實踐，是否完全符合民主精神；同時，在制度的設計上，相較先進民主國家，是否近於完善。如此，我們才能判定，究竟是中國人確實不適合民主，還是問題出自台灣的民主尚未真正地上軌道──明顯地，這兩者有根本邏輯上的差異。
＜精神層面＞
先就民主精神的層面來看，筆者必須強調，我們中國人在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時，絕不能將「民主」與「民主制度」兩者間劃上等號。因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推行時，絕非僅僅是一套死的制度，而是在背後蘊藏著更高層次的基本核心價值，此即為所謂的「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強調的是，任何處理公眾事務的決策、任何群體內價值利益的分配，都該是透過一種由下往上的方式確立，亦即執政者必須納入社會上多元的聲音，作為施政的主要依據；公民能透過強而有效的方式，真正影響政府的作為。因此，民主絕非一般台灣人印象中的選舉投票而已。定期選舉固然保障了人民能夠對不滿意的政府進行汰換，然而如果人民在選舉結束後，便拿政府一點辦法也沒有，完全無法作出任何影響，只能枯等下一次選舉到來，那麼這絕非真正的民主。要能使以上所述完整的民主得到落實，有賴於一個富有民主精神的公民社會開花結果。公民社會的逐漸形成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她主要立基於家庭、學校對個人從小到大的教育培養，在多數歐美的民主國家，對公民社會的追求依然在進行中，但她們的公民社會已然比台灣健全太多了。
追溯中國人二千餘年的帝制傳統，我們早在戰國時代便有孟子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概念，此即為一種由下往上的精神。可惜的是，自秦始皇以降，歷代皇權無不披著儒家的外衣，以法家「權」、「勢」、「術」進行實際上的統治。事實上，中國傳統的皇帝制度，起初並非由皇帝一人獨裁，我們常看到歷代檔案中，皇帝對於天相變異十分畏懼，往往將之視為是上天對其施政作為的警惕，此種源自於儒家「天人感應」的說法，其實就是一種對皇權無形的監督。再者，宋朝以來，科舉制度大體已能使社會階級自由流動，這比起同一時期西方嚴謹的階級分際，已然是很卓越的構想。中國自古便有著十分特殊的知識份子傳統，他們或者藉由科舉在朝為官、直接參與政治，或者不入仕而隱身官場之外。但他們之中總有一披人能繼承先秦儒家遒勁的風骨，勇於針砭時政，時時刻刻胸懷家國，在危急之秋發揮關鍵的力量──知識份子對於皇權的制衡，一直是中國皇帝制度中重要的元素。只是近代以來，知識份子愈趨被奴化，只知對專制君權的效忠，而少有更宏大的國家民族的觀念。
今日在台灣的老百姓，雖然部分已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多數仍繼承了中國人的一大弊病──缺乏「公」的觀念。在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台灣人民對政治充滿高度興趣，但對於所謂「當家作主」，概念十分模糊；對民主的認識，仍停留在選舉投票的階段。包括台灣及對岸大陸的同胞，我們都缺乏一種對社會的責任感，對真正切乎大眾的議題缺乏深入關切，同時也不太在意別人的需求。家父時常以台灣人不守交通規則作為例子，沒有一群懷抱公德心的公民，民主就無法穩固。近來，大陸爆發三鹿毒奶粉事件，亦可反映出我們中國人公民素養的不足。此種情形主要來自於過去的教育裡，兩岸統治者皆著眼於自身權力的穩固，而不願意進行公民培養；同時，亦來自於傳統君父的封建思想(一種被扭曲的儒家文化變型，主要仍是滿足統治的合理性)，使得父母多半採用權威手法統御子女，子女缺乏對既有權威的勇於挑戰。
因此，民主最重要的「從下往上」的精神，也就在中國斷了根。我們仍無法走出期待強人的迷思，習慣於一人強勢領導，仍喜歡將國家元首「皇帝化」。蔣介石及毛澤東對峙時期，雙方都沉迷於造神運動，把領袖捧上了天。台灣自從解嚴後，政治氛圍頓時自由，僵化思想也得到極大的解放，這比對岸的大陸幸運得多。但我們仍無法走出皇帝思想，時下流行的台灣命理節目，三不五時就把總統比喻成九五至尊，甚至在紅衫軍倒扁浪潮正興時，請來風水師指出總統府是「天子寶穴」，不可能遭到推翻，這是多麼專制的思想！正因為海峽兩岸皆無法走出此一桎梏，大陸才有挾人民之名造成的文革浩劫，而台灣也才有陳水扁一手操縱看似民主實為民粹的一系列造勢活動。
＜制度層面＞
再來看台灣民主的制度層面，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除卻精神外，民主講究的便是法治，這也是台灣人在高唱自由時，往往遺漏的重要基礎。法治，即根據一套公認的遊戲規則施政，這套規則如果本身制定得不夠健全，甚至沒有合乎民主精神，那麼民主政治的推行也一定會出亂子。目前台灣民主政治的基本──中華民國憲法，其當中於民間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大陸上通過的憲法本文，幾乎不能適用於台灣地區，因此目前主要的制度來源，是一九九一年至二○○○年六次憲改後的增修條文。然而，幾次修憲中，執政的國民黨及在野的民進黨各有盤算，箇中太多的權力算計，把我們的國家制度搞得四不像，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既非以美國為代表的總統制，亦非以英國及多數西歐民主國家為代表的內閣制，而是自稱如法國的雙首長制，卻又處處充滿權責不分的混亂制度。
總統制與內閣制，前者講究權力分立，後者講究權力融合。總統制中的總統及國會各有民意支持，雙方平等而對立，需要相互溝通與協調，並由司法作為仲裁角色；內閣制則強調首相出於民意選出的國會，首相為多數黨領袖，完全對國會負責。如此，則權責才能清楚，國家治理才不會脫序。然而，台灣卻同時有人民選出的總統及人民選出的國會，國會對行政院長的任命沒有同意權，任由總統決定。過去八年裡，陳水扁面臨國民黨為多數的國會，明擺著朝小野大的局面，卻不願意釋放權力使國民黨參與組閣，始終沒有出現法國雙首長制中的左右共治；國民黨立委礙於一旦提出倒閣，便須面對國會遭受解散的風險，一旦重新選舉，難保還能如原先一般勝出，因此也不敢真的對陳水扁一意孤行任命的行政院長啟動憲法賦予的倒閣機制。
再看美國的覆議制度，即總統對於國會通過的法案無法接受時，可提出覆議要求國會以三分之二的高門檻再次進行表決，否則法案即無效，藉此來促進國會與總統間相互妥協；可台灣僅需國會二分之一即可回絕總統的覆議要求，使得此項制度所希望達到的相互妥協蕩然無存。
覆議及倒閣是民主國家中分屬總統制及內閣制中的設計，主要用來作為解決行政與立法間產生僵局時的化解之道。台灣作為所謂雙首長制，同時擁有此兩項機制，卻幾乎都無法真正產生效用，無怪乎過去八年政府接近空轉了。同時，我們也不能忘了，法國的雙首長制特別賦予總統主動解散國會權，而台灣的制度設計中並無此項。
至此，您可能會問，如果按照總統制來走，總統的權力豈不太大了？事實上，這也跟各國的政治文化有關。美國總統多半恪遵憲法，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當然小布希的許多作風也引來許多爭議，但大體美國有健全的公民社會來維護民主體系不至崩潰。何況，當初國民黨及民進黨進行修憲時，陳水扁即考量到自身若想當選總統只有靠國民黨分裂從中獲利，因此特別將總統選舉設計為相對多數決，而未引進法國未過半即二輪選舉的絕對多數制，才有二○○○年當選總統的結果，造成本身總統的威信就不夠充足。
＜結論＞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台灣當前的民主失敗，主要是民主精神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健全。據此，我們只能說台灣的民主仍須努力，絕不可過度地解釋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許多人說，也許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不能搞民主這一套，只適合給君主統治。我想，這句話既不負責任，也太無志氣了。中國很早就有孟子的民本思想，傳統文化支撐了幾千年而不衰，直到近代才因西方工業革命而遭到挑戰。滿清末年以來，多少知識份子陸續提出救國方針，從器物變革一路走到制度變革，一九一二年誕生的中華民國，更是除去一八九四年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權。五四運動以來，青年開始發覺到了思想變革的重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繼起，即便理想有時難免遭逢幻滅，但對於國家民族復興的嚮往，從未間斷。
台灣的民主政治，如上述所言，尚處於嬰兒時期，其內含十分脆弱，基礎亦不夠穩固，需要大家繼續努力來經營；不是民主這東西不好，只是我們沒有做到真正的依循。此外，筆者在此還要特別提出來的是，兩岸之間此種世界上少見的關係，也使得台灣的民主發展無法走上正軌。由於兩岸關係連帶影響的便是國家定位問題，這也因而提供了民進黨炒作統獨及族群的機會。台灣在二○○四年總統大選時，陳水扁為求勝選幾乎將此議題以民粹方式動用到極致，爾後爆發的三一九槍擊案，更使得藍綠對峙到了顛峰，此背後仍帶有統獨、族群的分化因子，主要還是統治者有意的操作。因為海峽兩岸近一甲子的對立，尤其早年國共雙方相互的醜化，使得民進黨進而能夠鼓譟的「仇中」情緒，成為台灣政治走向惡化的一大因素。
奧運盛會剛剛落幕，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夢仍在遠方，在大陸愛國情緒與民族主義高漲激昂的此刻，共產黨也利用了這股民氣，作為穩定自身一黨專政的支持力量。共產黨的統治看似走向開明政治，但如此完全仰賴統治者素質的一廂情願，仍充滿了許多危險；同時，不夠民主自由的社會，統治者為了穩固自身權力，自會封鎖許多消息，扼殺異議的聲音，這也將使得知識份子的思想失去活力，受到閉塞，而阻礙了中國進步的空間。中國，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處於國際的大舞台上，我們不能只有經濟的發展，更需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制度的逐步完成。開放，自要一步一步地來，但隨著人民的生活逐漸富裕，中共亦不可駝鳥心態地逃避社會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中國想躋身大國之林，就必須走民主的道路，這是目前為止看來最好的政治制度；台灣的民主雖尚未成功，但至少已進入實踐，絕不能作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藉口。身處台灣的我們，更應該懷抱雄心壯志，做好華人社會民主的楷模，以民主的台灣，照亮中華民族的未來。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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